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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低欲望社会?消费之我见

时间:2019-08-22 08:20 来源:志强者说 编辑:志强访谈录

核心提示

《购物凶猛》的时间线是1900年到2000年。这一百年里,中国经历了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小农经济不鼓励人们消费,而市场经济则建立在不停消费的基础上。如果每个人都没有...

《购物凶猛》的时间线是1900年到2000年。这一百年里,中国经历了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小农经济不鼓励人们消费,而市场经济则建立在不停消费的基础上。如果每个人都没有消费行为,国家的GDP就不会有任何变化,经济也不会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政府、商家会鼓励老百姓消费,因为它有利于经济发展。相应地,经济发展以后,我们最习惯的确认幸福的方法也是消费。
近代以来,政治和商业这两种力量密不可分。中国商人、商业的发展,都是很不成熟的。他们自身没有力量,必须依附于权力才能成长。这本书里有两条线索,一个是民族主义,另一个是物质主义。这两种主义都和消费联系在一起。
第一,民族主义。1900年庚子事变,义和团成员进入北京城后,开始砸洋货,如钟表、火柴、眼镜等。义和团把老百姓家里的小物件搜出来销毁,甚至殴打西洋物件的购买者和拥有者。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大规模以民族主义反对洋货、提倡国货的行为——不过,当时还没有国货,清政府统治下的工业体系非常落后,还生产不出来像样的现代商品。190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不时会出现反洋货运动,民族主义有意无意地排斥外国商品进入中国。
第二,物质主义。物质主义可以证明我们每个人过得是否幸福,我们是否买了名牌包、大房子、豪车。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符号化的商品来证明自己生活幸福,人们也可以通过各种商品证明自己是否从穷人阶层上升到中产阶层。如今,消费品各式各样,我们可以自主选择想要购买的商品。这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选择的自由。当你拥有这种自由的时候,你会感到生活比过去好了,对社会有了认同感。
消费最后有利于谁呢?还是厂商和政府,跟老百姓、消费者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从功能上来说,各位穿的不同品牌的鞋子和解放鞋没有区别。但是,大家为什么会买呢?因为这些符号可以证明自己。当我穿了一双名牌鞋,我和别人的距离好像拉开了。从本质上说,品牌是一种幻觉,我们消费的都是一些符号,但这些符号可以证明很多东西,可以让人感到满足,对某些概念产生认同感。
接下来,我想讲一讲消费降级。自2018年开始,我们经常在各种媒体上看到这一概念。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保护自己未来的财富安全呢?
其实,消费不但没有降级,反而还在升级。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中国GDP的增速从2010年的10%一直下降到2020年预测的4%。2010年,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不到40%,到2020年将占80%,可见消费在中国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如果人们不消费,对经济的影响会更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现在非常着急,希望拉动内需,希望人们消费,哪怕借钱给你去消费。
我们还可以从金融的角度看待消费,我来列举几项数据。首先是支付周期数据。支付周期是指从决定购买到付款之间的这段时间。从2015年到2018年,中国支付周期的平均长度从56天上升到86天。这说明我们通过按揭贷款付款的时间变长了。因为老百姓兜里的钱不够用了,所以支付周期变长了。
其次,据央行统计,中国家庭杠杆率上升显著。这项增长和支付周期的增长相关。据银行卡信用数据显示,选择最低还款额选项的人越来越多,这说明现金流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钱不够,只能延长还款期限。
再次,互联网消费类的贷款增速惊人。举例来说,微粒贷累计投放贷款已超过三千亿,蚂蚁金服消费者的贷款总账是六千多亿。此外,各种小额贷款更是难以统计。这些消费贷款周期非常短,显然不是用来买房的,而是用来买消费品的,比如鞋、衣服、手机、包等。这些消费除了拉动经济让商家挣钱、让政府GDP增长数据好看一点外,对个人来讲有什么用呢?
其实,不管在哪个国家做生意都需要政府的支持。生意做到一定规模,政府就会监管你、掌控你,甚至入股。所以,表面上消费占社会总的经济增长比例增加了,但消费增长背后是什么呢?是贷款,是泡沫。
我想向大家推荐一部电影——《雪国列车》。这部电影的设定很有意思,全球被冰雪覆盖,只剩下一辆载满幸存者的列车在雪原上奔驰。列车分为头等车厢、中间车厢和尾部车厢。头等车厢里是列车的掌控者,是列车公司的老总。中间车厢里是技术人员、官僚以及科学家,有人定期给他们提供食物、水以及娱乐项目,他们生活滋润。最长的尾部车厢里住着大量穷人,每天往燃料箱里丢煤球,让火车不断行驶,吃的是用昆虫制作的蛋白质块,生活毫无品质和尊严。
这部电影让我联想到消费到底是什么,消费就是列车发动机。当我们花钱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东西煤球丢进发动机,让它燃烧,推动列车前进。前两节车厢的人,正是由于老百姓不停消费,才能享受优渥的生活,列车才能不断前行。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存量博弈的时代。所以,我建议各位降低消费的欲望,提升挣钱的欲望。
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量已经不足。这就好像赌场里的筹码是固定的,就看赌徒怎么抢了。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控制消费的欲望,提升收入的欲望,要把钱用来投资、储蓄,不要购买无意义的商品。不得不花钱的时候,可以将每一笔开支都视为投资。我们吃饭,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寒冬,这时候如果不多为自己存一些粮草,是非常不明智的。
经济是有周期性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但很少有人能挺过冬天。方三文说人想要抓住机会实现财富自由,一般有两个时间点。一个是科技革命爆发的风口,一个是债务周期的末尾。现在,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怎样留住财富,让财富稳健地升值,避免过多的消费,让自己撑过债务周期。这就是消费史的现实意义。
我特别推荐各位去看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这本讲当年日本社会的书歪打正着说的就是中国的现状。如今,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占到总人口的20%,已经进入低欲望社会。以前,日本消费繁荣的时候,老年人所占的比例是8%左右。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日本之所以能够平稳过渡,是因为日本人与人之间有信任感、社会发展比中国更健全,所以能抵御消费不足带来的冲击。但是中国的民间社会生长是不充分的,一旦消费出现回落,经济出现问题,没有护板来缓冲,这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冲击会非常大。一项统计数据预测五年后,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将超过人口总数的20%。所以,各位要做好过冬的准备。
苏琦: 骁骥讲中国一旦进入低消费时代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你又倡导低消费,那怎么办呢?日本社会安定、互相信任的前提是因为它是高福利社会,而我们是低福利社会。在一个低福利社会,讲低欲望是蛮奢侈的。
另外,你说到降低消费欲望,留住财富。但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一旦全社会都消费缩紧,财富也很难留得住。大家都不花钱,那也就都挣不到钱。大家可能会想让富人多花钱,咱们挣富人的钱。但是,第一,富人一般都不傻;第二,富人的消费欲望比我们低得多。你会发现,真正提倡“诗和远方”的人都挺富裕的。
你在书中说中国消费勃兴的第一阶段是从小农经济到市场经济,我觉得要加以限定。宋朝甚至唐朝以来,市场经济就比较兴盛了。我理解你说的市场经济是指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强调消费和生产循环。其实,明朝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没有消费怎么萌芽呢?资本主义之所以成长缓慢,是因为小农生产分散化,消费也是分散的,而且大部分人还做不到明确的专业分工。
中国文化不鼓励消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从骨子里鄙薄消费。一百年来,中国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体会不到做消费者的幸福。政府需要我们拉动消费的时候,就鼓励消费,消费就是爱国;不需要消费需要积累的时候,就倡导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在不同的阶段,政府有不同的发展目标,消费者相对比较被动。
自解放初期,中国消费者就不幸福,常常面临两个极端。一个是吃饭都被当成投资,另一个就是通胀。1940年代解放战争的时候,消费者惨透了,政府发行金圆券,导致通胀,商家囤货居奇,天天涨价。国民党很聪明,明明是自己搞出来的通胀,却去打击奸商,结果大老虎没打成,反而自己被打跑了。这个问题轮到我们处理的时候,就是搞计划生产,消费者很支持,但最后发现市场供应不行,于是节衣缩食。另外,你写到1988年通胀后的那段历史时,如果跟宏观经济的整体走势联系起来,或许会更清晰一些。1988年价格闯关后,有一段时间经济低迷,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又开始好转。
我认为,面对中国现在的消费者,我们不要轻言消费降级。当然,我不赞成校园贷和你说的周期很长的贷款,因为有风险。不能说消费降级毫无道理,但是,我们目前这个阶段还要生产创富,而没有消费,实现不了创富。如今,很多互联网的创富方式消耗太多,产出太少。或许我们可以走出一条新路,通过互联网消费平台让消费触角更好地延伸到三四线城市甚至农村。互联网对中国市场一体化、消费一体化的作用功不可没。互联网把我们的消费需求传递到生产端,而不像原来生产端通过各种广告传递给消费者。这里有很广阔发展空间。
如果想继续拉动消费,我觉得需要破解几个难题。第一是福利不足。你看日本进入老龄化阶段后,老年人仍在消费。日本经济在大规模高增长之后,仍旧保持每年零点几的有效增长。中国资本投资回报率不高,福利还没做起来,光靠消费拉动内需很危险。第二,你提到存量财富的概念,这一点很有趣。一个社会最有生产性和创作性的是年轻人,现在需要他们消费,可他们面临的问题是资产价格泡沫,也就是房地产类的支出在月收入中的占比很大。1990年代末,在深圳,一个月工资9000,租很好的房子只用1500,占比1/6。如今,我们单位的年轻人,月工资15000,可他们要花5000块才能住得稍微体面一点。这种形势下,买个郊区房也要五万一平,你还敢消费吗?
我们有三块财富,第一是央企,我们分享不到它的收益;第二,中国的房子总体是过剩的,但是局部是收紧的;第三是农村,农村土地不允许买卖。如果稍微打通这三块儿,让老百姓多获得一些财产性收入,消费也是可以增加的。另外,消费环境不能太差,消费者不能总坐引擎盖上维权。国外消费者是很幸福的,不用一天到晚被政府指导去买这个买那个,还要和商家扯皮。我看完你的书,感到中国消费者从古至今都很痛苦。
我们是一个后发国家,后发国家必须提倡国货,因为要发展民族工业。英国和美国都有过一段重商主义时期,通过高关税来保护本国产业。国外没有很强的政府观念,政府指导或限制消费的情况几乎闻所未闻。由于我们是后发国家,政府必须汇聚力量实现赶超,所以对于消费、生产有把控力度。政府需要百姓消费的时候,消费光荣,政府需要搞建设的时候,消费可耻。1949年以前,蒋介石也提倡新生活运动,也是同样的逻辑。
孙骁骥: 从晚清到民国,不光是商家促进老百姓消费,政府也在使很大的劲。国货运动时期,政府发动了国货商品展、加大了国货促销运动。20世纪40年代,上海发布动员令,让妇女检举不使用国货的丈夫。妇女消费国外香水、化妆品正盛的时候,上海政府又发起国货妇女节的运动,鼓励妇女买中国棉布衣服,不要买国外的香水。这也是发动群众搞运动的一种方式。
 从晚清到1949年,人类已经进入电气时代。这是大生产的时代,标志是美国福特公司T型车的大规模生产。中国这时才成了现代国家,它和英美的历史时段非常不同,中日更具有可比性。
苏琦: 历史上我们抵制日货特别来劲。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是后起的殖民帝国,别人都抢完了,它醒悟过来,于是频频对中国发动战争。另一方面,日本当时的生产结构比我们先进不了多少。20世纪20年代,此前实行优惠关税的中国要提高关税,英美基本上倾向于同意,但是日本拒绝。当时,英美已经实现机械化了,出口给我们的大多是机电产品,中日之间的往来还是洋火、洋油、洋灯等小物件,尤其是纺织品。所以,日本不可能让步,否则没办法赶超现代化。
1995年之后,因为钓鱼岛等各种原因,我们跟日本争得头破血流。但在经济上,我们与日本的贸易额比跟俄罗斯要多一百倍。虽然我们跟俄罗斯很亲密,但并没有多少贸易额,别看我们跟日本总是互相撕,可几千亿美金的贸易额摆在那儿。我们的城市化需要它的大型工业设备,我们的手机制造、液晶面板等,都需要日本的技术和设备。两国只要经济结构有互补,其他的关系就好解决,彼此都会相对理性。
再回应一下鞋子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穿一双解放鞋,也挺古朴的。但是如果一个快递员穿着时尚一些,我真的会对他心生好感,多给他几个快件。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商品赋予他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用拼多多,似乎是消费降级了,但其实也可能是消费升级。据研究,很多四五线城市的人,以前吃的是无名榨菜,现在通过拼多多吃到涪陵榨菜了。在你看来,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手机品牌的选择有什么区别呢?
孙骁骥: 我觉得可能三四线城市更追求品牌一些。
苏琦: 不,都追求品牌,但追的品牌不一样。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者可能更追求苹果手机,一线城市追求国产品牌尤其是华为多一些,一线城市的华为卖的比苹果好。在我眼里,用华为就是中产阶级,越是中产阶级越爱国。三四线城市反而有一些滞后性,但是三四线城市中OPPO等手机也会压制住苹果。这种现象挺有意思的。
主持人: 哈耶克、弗里德曼都是推崇消费主义的,很多女性甚至认为消费的快感大于性爱的快感。骁骥刚才提到中国在慢慢走向“低欲望社会”,您怎么看待近二十年来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势头?
孙骁骥: 二十年来消费是升级还是降级,消费主义的走势如何?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近二十年的消费绝对绕不开宏观经济。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经济是靠投资拉动的,现在不是了。2008年以后,主要靠投资拉动内需,消费逐渐变成了附属品。直到2014年左右,包括影子银行以及一些信贷等资金链断裂,中国经济有了放缓的风险。在这个情况下,消费必然会受影响。但在这段时间,没有人提消费升级、消费降级的概念,人们还是认为我们应该过得更好,买得更多。这可能和国家超发的货币、不断增加的M2数量以及信贷扩张有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看基建投入是多少,盖了多少房子。其实,房子的库存一直去不完,并且以后会越去越多。据腾讯报道,三四线以下的城市库存越去越多,但是一二线城市土地供应明显不足。其实,供应不足是假象,华北平原到处都是地。北京的地为何会这么值钱?因为供应受限制。
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前段时间,中国股市A股涨得很好,江苏的一位搞金融的朋友告诉我,附近夜总会的消费一下子增加了。搞金融的大部分是男性,大家挣到钱了,就去夜总会消费了。有些人如果获得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或者通过一些手段暴富后,非理性的消费会明显增长。这种情况也说明消费是末端现象,它的起始端还是宏观经济,尤其是货币和信贷的膨胀。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互动关系。
当年,法兰克福学派是从社会公平、反资本主义的文化角度批判消费的,而我建议大家控制消费、理性消费是从风险和个人财富的角度说的。
苏琦: 中国的经济问题太复杂。我在研究宏观经济、社会现象时,一旦有人跟我谈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都是同一个样子时,我就认为他是骗子。中国东南沿海两亿身价以上的大有人在!去日本、美国旅游的人多得说不清!你说消费降级,人家会觉得你是骗子。但是,三四线城市的情况又不一样了。
近二十年经济的超高速发展,没有房地产,真的不行。我们的模式是双轮驱动。各种工业园区几乎都是零地价,入园后还减税。为什么印度工业化不行?因为在印度拿地太难了,牛在街上乱走,都不能赶。咱们这里别说赶人了,村庄说拆就拆。零地价、工业用地从哪儿补呢?从商业用地补,就是剥夺了市民和农民的土地利益,低价买,高价卖。
房地产消费与中国的消费观念现代化密切相关。不管你怎么仇视西方,前几年的房屋广告,卖点一律都是优胜美地、加州小馆、英国公馆,各种设备追求的都是现代化和消费升级。2015年消费杠杆上去了,恰恰是这条路走绝了之后,泡沫太多。大家发现房地产以及相关投资最挣钱,制造业最不挣钱,并且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差。我们在90年代末买的电器都是国产的,康佳、海尔、海信……过了十几年,我们又开始购买外国产品,西门子的双开门冰箱,三星、LG的液晶平板……只要是开放型经济体,想要进步,只能跟随,因为我们缺乏这一块的核心竞争力。
资产价格泡沫,导致制造业投资下降,大家就都拼命地投房地产挣钱了。为什么2015年消费杠杆率上来了?本来,三四线城市的老头老太太退休就能消费了,可现在没法消费,积蓄都给孩子交首付了。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有消费贷?因为买完房子剩不下几个钱能消费了!
总体来说,中国的消费跟政府的意愿关系很大,因为政府非常强势。1949年以后,咱们是先积累后消费,改革开放后咱们是先消费后积累。中国是后发国家,消费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国家的构建联系紧密。
骁骥这本书提供了很多有趣的细节,我当然可以用几句话来描述这本书,但是这样的总结肯定遗漏了很多内容。您听完虽然过瘾,好像知道了几个结论,就等于学到了知识,增长了见识,其实这是一种损失。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是知识付费课程训练出来的,和上小学时动不动就总结中心思想差不多。
主持人: 日本进入老龄化之后带来了低欲望社会。二十年后的中国和大前研一描述的日本是一样的吗?
苏琦: 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养老金。
孙骁骥: 简单比较两国是不恰当的,因为两国的福利体系不一样。
苏琦: 我们的财富分配比日本更不均衡。我们很可能会出现低欲望,而且程度更为惨烈。日本经历过高消费的阶段,现在是主动的低欲望。1949年后,中国可以算作低欲望,但却是被迫的。我们想要高欲望,但是没有钱。比如,光是解决病痛的欲望就是烈日灼心。
孙骁骥: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和日本是很相似的。曾经在日本发生的那些事,不久的将来也会在中国发生,并且情况不太乐观。
我刚才提到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一旦超过20%,整个社会的消费力就会下降。根据消费周期理论,人到了一定年纪(大概55岁之后)就不会再买快消品,而是买耐消品。年轻人会消费一些便宜的更新更快的产品,但是人到了一定年龄后更愿意购买涉及个人健康的产品和质量更高的商品,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当然,商家不会坐以待毙,会想办法促进消费,加速流行文化的更新换代。
其实,很多快消品的概念是由商家、明星等灌输给消费者的。比如,耐克的“Just Do It”。你不光认同产品功能,还认同产品传达的理念。人购买某一类物品,其实是在消费产品背后的价值观。为什么选A不选B,是观念在作祟。
“文革”时,中国人并非不消费。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日报》的头版有很多广告,不过当时不叫商品广告,而叫生产资料,生产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
苏琦: 中国的百年消费史就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回折腾的历史。正常的消费出现在1998年之后,在那之前,都是不自然的状态,要么是消费可耻,要么是消费拉动内需,后来逼的杠杆率一路上涨。目前对消费贷监管不够,这一点今后会成为大问题。
无论是压低消费进行生产,还是大张旗鼓地用房地产拉动消费,自始至终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是发展型政府。一个发展型政府最大的合法性就在于经济发展,让老百姓能挣到钱。建国之初,我们在那么落后的情况下,比印度更快地建成全面的工业体系,是因为压缩消费。我们现在的消费又比印度超前很多,因为我们各种杠杆率用得比较足。这些都离不开政府有形的手。如果要总结百年消费为何凶猛,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比较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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