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在一篇名为《中国人的病》中谈到：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可以说是完全建立于“不自私”上面，但不知为何世面上来流行着："中国人自私的"的说法。


沈从文说儒家学说皆说得美丽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所以成为古代帝王君临天下的法宝。然而这种儒家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精神上它很高尚，实用上它是有问题的。它指明了做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皆是必需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种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不敢想：“我如今做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问了，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


沈从文先生说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做新朝的顺民。历史上做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借此获取天禄与人爵。待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


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个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 的各种权利，合理的自私心扩张，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沈从文先生说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皆“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
如今还有种“读书人”，徒然迷信过去，美其名为“爱国”，煽扬迷信，美其名为“复古”。沈从文先生说真的爱国、救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新。目前（指当时的民国政府）所需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的那种国民，是知独立自尊，宜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有这种国民，国家方能存在，缺少这种国民，国家绝不能侥幸存在。